第85章 重返吉安

1983年的8月，丽水沿岸的早稻刚收割完，吉安公社会议室里气氛凝重。这年干部因实行“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”管理，我爸调回吉安公社任党委书记。

他把上级那份印着“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”的红头文件往桌上一摊，手指指着“从重、从快、从严”七个字，声音沉重：“同志们，这不是普通的治安整治，是一场硬仗。现在全省部署严打，要求  9月起集中收捕，重点打击流氓团伙、涉农盗窃、流窜作案。咱们吉安位于丽县边缘，地处两省交界，流氓滋事、偷鸡摸狗的歪风该刹一刹了。”

此时的我爸刚满三十九岁，从郭家大队选拔到吉安公社当一般干部，一步步干到党委书记，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了。文件是前几天县里开会传达的，回来的路上他特意绕了趟公社中学和集市。群众反映校门口常有几个留着长发的青年晃悠，抢学生的零花钱；集市上的粮摊、布摊，也总被些地痞以“抽成”为名骚扰，商户们敢怒不敢言。

严打的动员令收到，公社立刻成立了专案组，我爸亲自挂帅，成员有公社各办公室、站所负责人、各大队党支部书记，还有抽调的基干民兵。

专案组一成立，第二天即召开了“万人”大会，通知全公社的干部群众来中学操场参会，他站在会场的台上，身后是扯着的横幅“坚决打击刑事犯罪，保卫乡村安宁”，台下黑压压的全是人。“不管是谁，不管后台多硬，只要犯了法，一律依法严惩。”他的话透过扩音喇叭，宏亮而威严。

第一个撞枪口上的是五星大队的周阿蛮。这小子是出了名的流氓，纠集了四个同伙，偷别人的耕牛、拦路调戏妇女，前两年因打架斗殴被劳教过，回来后变本加厉。有农户夜里去田里看水，撞见他们把偷来的耕牛牵去邻县倒卖，却因为怕报复，只敢私下跟大队书记反映。

专案组接到举报时，我爸正带着干部在田间查看承包地的灌溉情况。这时的吉安，家庭联产承包制刚推行不久，农户们攒着劲种地，最怕这些地痞捣乱。他当即叫上老陈和五个基干民兵，揣着公社开的拘传证明，直奔周阿蛮的家。

周阿蛮家的土坯房围着矮院墙，院里堆着几捆稻草，墙角还拴着一头来路不明的黄牛。听见动静，周阿蛮叼着烟从屋里出来，只见他二十七八岁，头发齐肩，烫成卷卷毛，一件红夹克，下穿一条藏蓝喇叭裤，裤脚盖住高跟大头皮鞋。看见穿制服的老陈和民兵，他转身就往屋后的丽水河方向跑。

“别让他跑了！”我爸一声喊，几人分头包抄。屋后是一片芦苇荡，刚下过雨，泥地湿滑，我爸摔了一跤，裤腿沾满泥浆，却还是咬牙追在最前面。最终，周阿蛮在芦苇荡深处被民兵按倒，嘴里还叫嚣着“我哥在县里当干部，你们敢动我”。

果然，第二天就有人托关系找到我爸，是县里某单位的熟人，带着烟酒，想让他“高抬贵手”，说周阿蛮“年纪轻、不懂事”。我爸把烟酒原封不动地推回去，语气斩钉截铁：“严打是中央的命令，别说他哥在县里，就是在省里，犯了法也得伏法。”当天下午，他就让老陈把周阿蛮的犯罪证据整理好，连同抓获的另外三人，一并送到了县公安局。

周阿蛮被抓的消息像长了翅膀，传遍了整个吉安。农户们暗地里拍手称快，不少商户主动到公社反映情况，举报了另外几个作恶多端的团伙。有个卖水果的刘老汉，激动地拉着我爸的手说：“舒书记，以前那些浑小子三天两头来要‘保护费’，我这水果摊差点就开不下去了，现在总算能安心做生意了。”

可严打的过程中，也不是没有难题。1984年初，公社改乡，吉安公社成了吉安镇，我爸的头衔换成了镇党委书记，但严打的劲头丝毫没减。专案组查到，新年大队的青年王小虎，参与过两次抢劫，还打伤了人，可他家里只有一个瘫痪的母亲，靠他种地、喂猪照顾。王小虎被抓后，他母亲拄着拐杖找到镇政府，跪在我爸面前求情，哭得撕心裂肺：“舒书记，求你饶了小虎吧，他是一时糊涂，我这老骨头不能没有他啊。”

我爸扶起老人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让人先把老人送回家，又带着民政干部去王小虎家查看——土坯房漏雨，炕上的被褥又旧又薄，灶台上只有几个冷硬的窝头。民政干部给他家申请了临时救济粮，我爸又自掏腰包买了两斤红糖、一斤糕点。但回到镇里，他还是坚持原则，让老陈按规定上报案情：“法律不能变通，但我们能帮他照顾好母亲，让他在里面好好改造，出来后能做人。”后来，王小虎因抢劫罪被判了五年，我爸特意嘱咐新年大队的干部，定期帮着照顾他的母亲，直到他刑满释放。

严打的第二次战役开始后，吉安镇的整治重点转向了集市和交通要道。我爸带着专案组，每天清晨就去集市巡查，再去各条运输水路及公路上巡逻。有一次，他们在巡逻时碰到三个江北流窜来的盗窃犯开着手扶拖拉机，正准备偷镇上供销社运往郭家大队的柴油机、水泵。当这批设备运至雁鹅湖郭家大队码头，船老板上岸去大队部通知人上船来卸货时，三个盗窃犯开始下手搬货。被巡逻队发现后盗窃犯手里拿着木棍，气焰嚣张，朝我爸冲来。我爸抄起路边的锄头，和民兵一起准备参加一场殊死搏斗。老陈趁机鸣枪示警，附近的社员带着家伙也围了过来，一下子就聚集了二三十人，盗窃犯见打不过，只好束手就擒。

社员看见我爸的架势，打心里感动：“舒书记，你这是为了公家拼命啊。”我爸笑着摆摆手：“看我抄起锄头，像个能为土地拼命的农民吧？”

1986年深秋，丽水两岸的稻子已经收割完毕，金黄的谷穗堆成了山。此时的吉安镇，治安早已焕然一新——校门口再也没有闲散人员晃悠，集市上商户云集、秩序井然，夜里走在乡间小路上，也不用再担心被抢劫。县公安局下来检查时，对吉安镇的严打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说这里是“丽县乡村严打的典范”。

那天晚上，我爸独自走到丽水岸边，望着静静东去的河水，心里百感交集。严打这三年多来，他得罪过不少人，也承受过不少压力，有过犹豫，有过心酸，但看到镇上的安宁、农户们脸上的笑容，一切都值了。晚风拂过，带着丰收后的喜悦，远处的村庄里，灯火点点，透着安稳与祥和。

后来，有人问起他严打时的感受，我爸总是指着丽水说：“就像这江水，得时不时清一清淤，才能顺畅流淌。乡村的安宁也是如此，得狠狠打击那些歪风邪气，老百姓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。”这句话，成了他在严打岁月里，最坚定的信念。而那场席卷全国的严打，也像一声惊雷，劈开了乡村治安的乱象，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发展，撑起了一片安稳的天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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