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51章 一着妙手 一

在迎接那场决定国家AI命运的“新春座谈会”之前，徐辰得先去一趟上海，参加ICCM——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。

这可不是普通的学术会议。

相比于之前的中国数学会年会（CMS），ICCM的定位更偏向于“全球化”。它的全称是International  Congress  of  Chinese  Mathematicians，是由丘承同先生于1998年发起设立的。

如果说CMS是“关起门来的一家人聚会”，那ICCM就是“全球华山论剑”。

毕竟，在这个星球上，华人数学家的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。从陶哲轩到张益唐，从恽之玮到许晨阳，无论是在普林斯顿还是哈佛，华人面孔在数学界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生态位。

……

徐辰收到邀请函后，第一反应是有点意外。

虽然他现在的名气很大，但ICCM毕竟是丘承同先生的地盘。

丘承同先生与田刚院士之间的那段往事，虽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公开提及，但在圈内，这依然是一头“房间里的大象”。

……

徐辰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二十年前，那个令全球数学界战栗的年份——2006。

那是一场关于真理、名利、以及人性的史诗级大碰撞，惨烈程度不亚于数学界的“第一次世界大战”。

一切的源头，都要归结于那个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幽灵——格里戈里·佩雷尔曼。

世纪初的某一天，这个留着凌乱大胡子、长指甲、生活就像苦行僧一样的天才，悄无声息地在arXiv网站上挂出了三篇论文。他没有按照学术界的“潜规则”去投稿顶级期刊，也没有四处走穴宣讲，他就像是一个路过的神明，随手把破解“庞加莱猜想”的钥匙扔在了尘世间，然后转身就走。

数学界起初是沉默，随后是惊恐，最后陷入了癫狂。

但正如很多悲剧的开端一样，真理越是纯粹，围绕着它的政治博弈就越是肮脏。

由于佩雷尔曼的论文极其高冷，省略了大量推导细节，或许在他看来那些都是显而易见的，世界各地的顶级数学家分成了三个团队进行“解读”和“验证”。

这里面，就埋下了丘、田、佩三人恩怨的导火索。

丘承同先生支持的团队，与田刚院士参与的团队，在验证的过程中展开了一场无声的竞速：究竟是“解释”佩雷尔曼的工作，还是“补全”他的工作？

矛盾在2006年的夏天彻底爆发。

丘老在中国召开了一场极为高调的新闻发布会，宣布曹怀东和朱禧平完成了庞加莱猜想的“完整证明”。那一刻，某种危险的叙事逻辑开始蔓延：外界被引导认为，佩雷尔曼只是指出了方向，留下了巨大的漏洞，是中国数学家踢进了“临门一脚”，封上了大厦的最后一块瓦片。

甚至有媒体引用了丘老当时那个充满争议的论断：“这项成就，汉密尔顿占50%，佩雷尔曼占25%，中国科学家占30%。”

虽然加起来超过了100%，但这番试图从那个俄罗斯隐士手中“分一杯羹”、强行给本门弟子加戏的操作，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

就在这时，大洋彼岸的《纽约客》杂志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——长篇报道《流形的命运》。

那篇文章用极尽讽刺的笔触，将丘承同描绘成了一个垂涎最高荣誉、利用权术打压异己、试图抢夺年轻数学家成果的“学术教父”。而在文章的另一端，田刚和佩雷尔曼则被塑造成了这种霸权下的受害者和正直者。

这一棒，打得太狠了。丘承同认定这是田刚勾结外媒，利用西方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心态来恶意抹黑自己。

从此，师徒情分，恩断义绝。

而那个处于风暴中心的佩雷尔曼呢？

他像看小丑一样，冷眼旁观着这场关于“功劳归属”的闹剧。

对于这位纯粹得近乎洁癖的天才来说，证明出来的定理如果是对的，那就足够了。至于奖章、奖金、甚至是名字被印在哪里，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侮辱。

当国际数学家大会决定将菲尔兹奖授予佩雷尔曼，以此作为对“他是庞加莱猜想唯一也是完整的证明者”这一事实的最终公证时，佩雷尔曼做出了那个震惊世界的决定。

他拒绝了菲尔兹奖。后来，他也拒绝了克雷研究所的一百万美元大奖。

“我不想被展示得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。”

据说，他对前去劝说他领奖的人说过这样绝望的话：“我不是因为数学太难而失望，我是因为这个圈子太脏而失望。”在他眼里，无论是哪一派的争夺，无论是试图“抢功”的，还是试图利用他来打击对手的，本质上都在玷污数学的神圣性。

最终，佩雷尔曼彻底辞职，断绝了与所有同行的联系，包括那些支持他的同行。他消失在圣彼得堡的公寓里，陪伴他的只有他的老母亲和家里的蟑螂。

数学界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天才，而留下的，只有丘田二人长达十几年、涉及教育体制、学术腐败、帮派之争的一地鸡毛。

……

每念及此，徐辰心中并无嘲笑，唯余一声叹息。

是非曲直，真的那么黑白分明吗？

站在今时今日的高度回望，丘承同先生真的仅仅是个恶霸吗？并不尽然。在那位老人的心中，或许藏着一种过分强烈的民族焦虑感。他一生都在与西方主流数学界这种“无视华人贡献”的傲慢做斗争。

在丘老看来，汉密尔顿的里奇流是根基，曹怀东等人的工作是砖瓦，如果不极力去争取、去大声疾呼“这里有我们的一份”，那么依照西方学术界的惯性，中国人的贡献很可能又会被一笔带过，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。

他的吃相或许难看，但他的初衷，是为了给中国数学家争夺“定义的权力”。他想建立一座庙宇，只是太急于求成了。

而田刚院士呢？他也没有错。

当年的田刚已非吴下阿蒙，他在国际几何分析领域的成就足以让他自立门户。他寻求独立的话语权，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北大系的学术话语权，这本是一个顶级学者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，是再正常不过的“开枝散叶”。

可在丘老那种传统的“宗师思维”里，这种对“家长”权威的偏离，这种想要脱离羽翼独自飞翔的渴望，本身就被视作了一种“背叛”。

于是，一个想飞，一个想抓。

一个认为是正常的独立，一个认为是不可饶恕的分裂。

怪只怪，当年的中国数学界太小，容不下两个太阳同时升起。

他们都是凡人，都是被这个“必须争夺署名权才能分配资源”的学术体制异化的囚徒。他们即便拥有攀登高峰的伟力，也终究没能逃脱人情的罗网。

这个世界，只有且只能有一个佩雷尔曼。

只有佩雷尔曼，可以为了解出一道题，七年不洗澡，不剪指甲，只吃黑面包和发酵乳；也只有这种把自己活成“非人”存在的圣徒，才能彻底无视那百万美金的诱惑，对着那两派争得面红耳赤的大师们，投去那样不屑的一瞥。

“凡人争名，神灵求真。”

徐辰靠在椅背上，长叹了一口气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。如今，佩雷尔曼已在圣彼得堡隐入尘烟，丘先生和田院士也都两鬓斑白，昔日的恩怨虽已成云烟，但那道裂痕却始终难以完全弥合。

两派人马虽然近年来在公开场合维持着体面，但私底下的壁垒依然分明。

……

而现在，作为那段历史的回响，丘先生创办的ICCM，却主动颁奖给了田刚院士的得意门生——徐辰。

无论是有意布局还是无心插柳，这都是一步足以破局的妙棋。

甚至可以说，这是在当前这个尴尬的僵局中，唯有徐辰一人能接得住的“神之一手”。

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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