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36、全都捋清楚了
八月下旬,赵振国请了三天假,坐火车回了老家。
胡志强正在厂门口等他。他胖了一圈,肚子腆起来了,穿着一件的确良衬衫,袖子卷到手肘,活脱脱一个乡镇企业家的派头。
“振国!”胡志强迎上来,使劲拍了拍他的肩膀,“你可算回来了!走走走,先去厂里看看。”
丰收酒厂占地二十多亩,厂房是八十年代初盖的红砖房,院子里堆满了酒坛子和包装箱。
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酒糟的味道,赵振国深深地吸了一口,觉得特别亲切。
胡志强带着他参观了酿造车间、灌装车间和成品仓库,边走边介绍:
“去年产量八百吨,今年争取过千。产品主要销往本省和周边几个省,出口的那批是给东南亚的华侨市场。效益嘛,马马虎虎,一年能赚个二三十万。”
赵振国点了点头。二三十万在八六年不算小数目,但跟沿海那些企业比起来,还有很大差距。
“志强,你说的那几个濒临倒闭的厂子,在哪?”
“都在县城附近。东边有个造纸厂,欠了银行一屁股债,已经三个月发不出工资了。西边有个农机修造厂,也是半死不活,机器都生锈了。还有北边一个罐头厂,去年刚建成就停产了,说是产品没销路。”
“走,先去看看那个造纸厂。”
——
造纸厂在县城东边五里地,规模比丰收酒厂还大,但厂区里一片萧条。
大门敞开着,门卫室里没人,院子里长满了杂草。几排厂房的门窗破破烂烂,像是被洗劫过一样。
赵振国和胡志强走进去,在办公室里找到了厂长,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,头发花白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,正趴在桌上写什么东西。
“张厂长,我来看你了。”胡志强显然跟老头很熟。
张厂长抬起头,看见胡志强,苦笑了一下:“胡厂长,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?”
“哪能呢。这是我京城的兄弟,赵振国。他想了解一下厂里的情况。”
张厂长打量了赵振国一眼,叹了口气:
“了解什么呀?厂子马上就要关门了。银行催债,工人闹事,县里也不管。我这厂长当得窝囊啊。”
赵振国在他对面坐下,语气平和:“张厂长,您跟我说说,厂里欠了多少债?”
“连本带息,两百多万。”张厂长伸出两根手指,手指在微微发抖,“设备不值钱,那些破机器卖废铁都不够还利息。厂房倒是值点钱,但那是县里的资产,我无权处置。”
“工人有多少?”
“一百八十多人。在岗的不到一半,大部分都在家待着。每个月还要发生活费,厂里已经揭不开锅了。”
赵振国点了点头,没有再多问。
从造纸厂出来,他又去看了农机修造厂和罐头厂。
情况都差不多,设备老旧、债务沉重、人心涣散。唯一不同的是,农机修造厂还有几个技术好的老师傅,罐头厂的位置特别好,就在县城主街的十字路口旁边。
回到胡志强的办公室,赵振国关上门,摊开一张地图,在上面标出了三个厂的位置。
“志强,这三个厂,你有把握拿下几个?”
胡志强挠了挠头:“造纸厂和农机修造厂是县里的企业,得找县长批。罐头厂是乡镇办的,找乡长就行。我跟他们都熟,应该能谈下来。关键是钱。”
“钱的事你不用操心。”赵振国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,推到胡志强面前,“这里面是三万块钱,你先拿着,不要心疼钱。”
胡志强打开信封,看到厚厚一沓大团结,眼睛都直了:“振国,你这是……”
“等我把话说完。”赵振国压低了声音,“收购这三个厂,不是用你的钱,也不是用我的钱。我会通过港岛的朋友,以港商投资的名义来做。你作为本地合作伙伴,负责经营管理和生产。利润分配,到时候再谈。你现在要做的,就是去跟县里谈,说你有港商资源,愿意投资盘活这三个厂。
县里现在最头疼的就是这些亏损企业,有人愿意接盘,他们求之不得。
但你要记住几点:第一,不要暴露我的身份,就说你是通过京城的朋友介绍认识了港商。第二,不要把价格抬得太高,尽量压价。这些厂子现在是负资产,你不买,它们就是一堆废铁。第三,谈的时候要表现出诚意,但也要表现出你随时可以走人。让他们知道,你不是求着他们,是你给他们机会。”
胡志强听完,沉默了很久。然后他抬起头,眼睛里闪着光:“振国,我听你的。”
两个人正说着,办公室的门被人敲响了。
厂办的人探进半个身子:“胡厂长,有北京来的长途电话,找赵同志的。”
赵振国心里一动,起身去接。电话那头是周振邦的声音,带着一丝疲惫,也带着一种尘埃落定的松弛:
“振国,告诉你个好消息,磐石彻底交代了。那个老特务把能说的都说了,建国以来六起悬案,一条从东北到港岛的情报线,全都捋清楚了。专案组那边已经收网又抓了七个人。”
赵振国握着听筒,没有说话。
“还有,”周振邦顿了顿,“沈俊生和陈启航都判了,沈俊生死刑,陈启航,无期徒刑。本来故意杀人、协助特务活动,数罪并罚,也是死刑。
但考虑到他有自首情节,而且他的真实身份是烈士遗孤,父亲陈怀仁、母亲林淑君都是地下党,四八年牺牲的。他这些年走的灰色路子,最终目的就是挖出磐石。组织上认定他有重大立功表现......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,周振邦补了一句:“他让我转告你一句话,‘谢谢你来见我。’就这一句。”
赵振国闭上眼睛,脑海里闪过审讯室里那双泛红的眼眶,那个压了太久的重量。
他深吸一口气,对着话筒说:“知道了。老周,辛苦了。”
挂断电话,赵振国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。
秋天的风从院子里吹过来,带着酒糟的气味。他搓了把脸,转身回到办公室。
胡志强见他脸色不太对,小心翼翼地问:“出什么事了?”
“没事。”赵振国坐下来,把茶杯里的水一饮而尽,“京城的案子结了。咱们继续。”
——
赵振国没有在老家多待。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
回到京城后,他给黄罗拔发了一封加密传真,详细说明了老家三个厂的情况和收购计划。
九月中旬,黄罗拔到了赵振国的老家。
赵振国让胡志强去火车站接人,自己在京城遥控指挥。
他给胡志强写了一封详细的信,把谈判要点、价格底线、协议条款都写得清清楚楚。
黄罗拔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,戴着一副金丝眼镜,说话带着一口广式普通话。
胡志强一开始还有点紧张,但黄罗拔很随和,几句家常就把气氛搞活了。
“胡老板,赵哥经常跟我提起你。他说你是他最好的兄弟。”
胡志强心里一热:“振国也是我最好的兄弟。”
“那就好办了。赵哥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咱们先把这三个厂的情况再过一遍,然后我让律师起草协议。收购完成后,你负责经营,我负责资金。咱们兄弟齐心,把事业做大。”
胡志强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接下来的三天,黄罗拔和胡志强马不停蹄地见了县长、乡长、厂长、银行行长。谈判并不顺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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